芝加哥是一个等级界限分明的城市，这在它的城区布局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怀斯特区一角的熟食店到韦巴沙一带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小店铺，有当铺、珠宝店、低级旅馆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有面向高架铁路桥梁的出口，邦尼的那家叫做“瞎猪”的非法酒店也在其中。在我看来，这一带的景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我最心爱的地方。

而在熟食店的另一侧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在熟食店的前面是高大巍峨的宾扬饭店，再向前是豪华气派的哈佛——耶鲁——鲁林斯顿俱乐部。在宾扬饭店的对面就是斯坦德俱乐部，它是犹太联合团体的俱乐部。芝加哥的达官显要和富商经常出入有着灰白色楼顶、高雅华丽的斯坦德俱乐部。而绕过拐角的另一区就是地地道道的贫民区了。

查理盖茨道维斯将军为我们的午餐约会精心选择的地点，就在位于联邦大街的联合团体俱乐部前的圣赫伯特餐厅。这样一来，将军就可以在见过两名犹太人（虽然我和路易叔叔都不是在虔诚信教的犹太教家庭中长大的）之后到俱乐部里去坐一会了。他很可能在那里和另一名银行业巨头一边谈天，一边吸着昂贵的雪茄，吞云吐雾。在斯坦德俱乐部的“百万美元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上市失败的证券和股票。它很可能是在大萧条时期修建的，目的是向世人们展示银行家们曾经以幽默、乐观的态度熬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其实，我的路易叔叔也是斯坦德俱乐部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与道维斯将军一起走进俱乐部，因为道维斯将军不仅不是犹太人，而且还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他更多时候都站在反犹太人的政团一边。

从我的办公室到我的午餐约会地点只有几个街区。这天的天气十分闷热，厚重的阴云低垂着，使人压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天气去圣赫伯特餐厅就更有了置身英伦的感觉，联邦大街就如同阴暗窄小的伦敦小巷，我想在这里惟一缺少的就是著名的伦敦雾了。

昨天从卢普回来以后，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就没有去珍妮那儿，而是拉住邦尼，硬要他陪我聊天，结果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十一点钟了。我来不及去邦尼那里洗浴，只好将就着在办公室的水池旁冲了把脸，然后匆匆忙忙地赶往圣赫伯特餐厅。

尽管我走得飞快，可是在我到达餐厅的时候还是迟到了。一名身穿粉色制服的侍者把我带到路易叔叔和道维斯将军的餐桌旁。虽然我只迟到了三分钟，路易叔叔的表情就好像我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那么难看。上帝啊，难道我遵守诺言，穿戴得像名绅士一样赴约，这还不够吗？

显然这还不够。路易叔叔站了起来，向我挤出了一丝微笑，又顺便气愤地瞪了我一眼，随后指了指对面的空位。道维斯将军也威严地站了起来。

我的叔叔要比我的父亲瘦，也更高一些，他穿着整齐挺括的灰色西装，头发和胡子都又浓又密。可能是缺乏运动的原因，他的灰色西装遮掩不住他突出的腹部。

道维斯将军年过六旬，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长”一张长脸有着又扁又长的鼻子，狭长的眼睛以及抿成一条缝的细长的嘴，嘴里还叼着一个长烟斗。他那略显滑稽的微笑和呆直威严的眼神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自信，又深知自己优于他人的“大人物”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有着灰色条纹的领带。他主动地和我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厚重而有力。随后，我坐在路易叔叔为我指定的椅子上面。

道维斯将军被媒体称为“芝加哥第一好公民”他不仅是一名财大气粗的银行家，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在第一次大战中，他得到了“将军”这个头衔。在一战结束以后，为帮助欧洲复兴经济，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维斯计划”因而，他与政界也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除了曾做过副总统麦金利手下的财政审计员以外，他还为胡佛总统工作过。最近，他又倡导建立了经济复兴组织，以确保经济危机时期银行行政利益不受损害。可是在他从该组织中为自己的那家银行借走九百万美元的贷款后仅三个星期，他就辞去了经济复兴组织的主席职务。

不过，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道维斯将军的确做过一件非比寻常的善举。为了纪念他年仅二十一岁就死去的儿子，道维斯将军为那些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修建了一家旅店，提供每天六美分的床位和三美分一餐的饭食。这的确是一个慷慨的慈善义举。

在我们全都坐下以后，路易叔叔又极其正式地为我和道维斯将军相互介绍了一下。我来之前，他们两个人正在一边喝茶，一边等我。我坐下后不久，身穿粉红色制服的侍者也为我送来了英式红茶。

圣赫伯特餐厅的氛围就像老迪金生的小餐馆一样闲适，穿着粉红色制服的侍者有着英国口音，他们很可能就是英国人。在餐厅的墙上挂着狐狸皮和老式的打猎工具，壁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桔红色的火光为餐厅里增添了几许暖意，很有几分宾至如归的感觉。餐厅的棚顶很低，在木质的横梁上挂着一些很长的陶制烟斗，有几名男性客人正在用这种烟斗吸烟。

道维斯将军使用的不是餐厅提供的陶制